博納影業(yè)總裁于冬接受本報專訪。本報記者 和冠欣攝

于冬參與出品發(fā)行了李安導演的《比利·林恩的中場戰(zhàn)事》。

拍《智取威虎山》時， 于冬、徐克、黃建新在片場合影(右起)。

作為博納影業(yè)公司的掌門人，于冬一天的日程是以小時為單位計的。在位于朝陽門的博納總部辦公室見到他時，他正處于兩個會議的間歇。即便是采訪中間，秘書也會不斷進來告訴于冬，某某總到了，正在外面等他。

“對不起，實在太忙了。”采訪中，于冬不停為此道歉，但思路卻不會被打斷。稍顯發(fā)福的身材、圓潤和氣的臉龐，47歲的于冬并非傳統(tǒng)印象中凌厲的商人形象，然而一談起這幾十年中國電影的變化，臉上立刻浮現(xiàn)認真到嚴謹?shù)谋砬椤谋庇皬S的于副科長到博納影業(yè)的于老板，從一家只有幾個人的民營公司到國內影業(yè)巨頭，于冬的成長和博納的發(fā)展，并非一帆風順。而這背后，也正是中國電影產業(yè)艱難崛起的過程。

入行 喝一杯酒賣出一個拷貝

于冬是北京電影學院發(fā)行管理系招收的第一批學生。1993年，已經讀大三的他去北京電影制片廠(簡稱北影廠)發(fā)行科實習，發(fā)行科的楊科長帶他去吃羊肉泡饃，席上拿出一瓶二鍋頭，一頓酒下來，于冬沒倒，楊科長指著他說：“這小子不錯，可以跑發(fā)行。”

那時候中國電影發(fā)行還是實行“統(tǒng)購包銷”——電影制片廠拍完電影都賣給中影公司，中影給每部電影預付100萬元，再根據賣拷貝的數(shù)量跟制片廠結賬，一個拷貝10500元，多退少補。這種體制弊端明顯：大批粗制濫造的小成本電影涌現(xiàn)，制片廠花二三十萬元拍部電影，交給中影，拿回的錢基本都發(fā)工資了，沒錢再拍片。爛片扎堆，拷貝自然不好賣，又進一步造成了版權的低迷。

整個國內電影行業(yè)陷入惡性循環(huán)。很多影院關停并轉。北京的第一家迪廳，就是由原來新街口中影對面的立體聲電影院改建而成。還有的電影院改成了臺球廳、錄像廳、股票交易市場。剛入行的于冬去東北出差時，看到不少縣一級的電影院已經成了專供二人轉演出的場所。

電影體制改革箭在弦上。1993年4月，電影局發(fā)布“3號文件”，將國產故事片由中影公司統(tǒng)一發(fā)行改由各制片單位直接與地方發(fā)行單位接洽，制片廠獲得了自主發(fā)行權。

改革實施的第二年夏天，于冬大學畢業(yè)被分配到北影廠，開始跑發(fā)行。他笑言，那時候跑發(fā)行，到了任何地方都是先喝酒，“一杯酒一萬塊錢，一個拷貝。”如今想起那段時光，他心中卻充滿了溫暖：“那時電影經濟很困難，市場低迷，但大家建立的感情，那種融洽，是現(xiàn)在沒有的。”

有一年冬天，于冬跟著科長去山西賣片子，磨了兩三天，賣出去5個拷貝，掙十萬塊錢。合同簽完，一行人高興地準備回京交差過年，誰知回程遇上大雪，高速封路，不得不改走國道。“結果早上出來，晚上12點才到石家莊。我們坐在那輛拉拷貝的面包車里，四面漏風，也沒有暖氣，外面下著雪，沒吃沒喝，就這么看著太行山上數(shù)萬輛拉煤車停在崇山峻嶺當中，根本走不動。但那時候不覺得苦，反而挺開心的。”等車開到石家莊，河北電影公司的經理早就讓食堂做好了疙瘩湯和烙餅，等著他們吃晚飯。“那時候跟院線之間的感情，真稱得上是血肉聯(lián)系，雖然一杯酒一萬塊錢，但是那酒也喝得真誠，而且人家說話算數(shù)，第二天你人還沒回家，錢就已經到賬了。”于冬動情地回憶。

迷茫 當科長還是下海搏一把？

“3號文件”出臺后，擁有了獨立發(fā)行自家影片權力的制片廠，收益較過去有明顯提高。但是，他們與發(fā)行公司的談判仍然不平等。為此，1994年，電影局又下發(fā)348號文件，明確影片(著作權)發(fā)行權擁有單位可以直接向北京等21家省、市的各級發(fā)行、放映單位發(fā)行，市場多主體的形成成為可能。

此后，民營影視公司蠢蠢欲動。那一年，北大華億買斷發(fā)行了陳凱歌耗資巨大的《荊軻刺秦王》;華誼兄弟投了馮小剛的第一部賀歲片《甲方乙方》，開創(chuàng)了中國電影的商業(yè)時代;新畫面公司開始投拍張藝謀的電影……即便如此，中國電影行業(yè)仍舊沒有走出低谷，1997年全年票房不足5億元，1998年也僅為8.3億元，且其中3.6億元來自好萊塢大片《泰坦尼克號》。于冬說，《泰坦尼克號》挽救了當時很多準備關門的影院，讓他們發(fā)現(xiàn)居然有觀眾還看電影。

這時的于冬，憑借出色的發(fā)行能力，已成為北影廠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副科級干部。

然而，國產電影產量過低，根本養(yǎng)活不了制片廠。沒有生產就沒有發(fā)行，不出差的日子里，于冬就坐在辦公室喝茶看報紙，虛度光陰。一個陽光滿溢的午后，他和同樣分到北影廠的同學坐在主樓門口臺階上，一邊抽煙，一邊討論未來：“當時看到有同學拍電視劇掙了錢，有同學去搞廣告了，也做得不錯，還有的改行弄劇本去了，我心中對他們充滿了羨慕。”在那些無所事事的夏日里，他思考最多的事情就是下海單干還是留在北影廠，是不是再好好表現(xiàn)一年，領導滿意了，自己就能提正科了?

1999年，國家廣電總局將原中國電影公司、北影廠等7家國企合并，組建中國電影集團。于冬和13位同事被北影廠人事處移交給了中影，提正科的事兒變得遙遙無期。“但我們其實都盼著成立集團，因為中影能發(fā)行進口影片，我們班分到中影的同學工資比我們高，出差補助也高，我們那會兒出一趟差一天給38塊飯錢，他們是58塊，高很多。”

但真到中影之后，他才發(fā)現(xiàn)自己根本輪不上發(fā)行進口片這種“肥差”，只能發(fā)國產片。“打個比方吧，人家中影的人是正規(guī)軍，我們就是保安。”忙活一年多，業(yè)績不好，于冬的部門被撤銷，合并到發(fā)行大區(qū)，這下連副科長的位置也沒了。大區(qū)副經理是低他兩三屆的北影師弟：“特別沒面子，算了!下崗吧。”

20年后，于冬再回首看自己下海創(chuàng)業(yè)、自辦發(fā)行的這個決定，表面上是因為副科長升科長這一步沒有了希望，實際上，他已經意識到，中國電影積攢了一股力量，即將走上快速發(fā)展的軌道。

下海 拿到首張民營發(fā)行牌照

1999年，28歲的于冬創(chuàng)立了博納文化公司，主營電影發(fā)行。那時做發(fā)行的民營公司還很少，每年拍的一大堆國產片，絕大多數(shù)都躺在片庫里。

于冬看上的第一部電影是黃建新執(zhí)導、王志文和江珊主演的《說出你的秘密》。他在北影廠時就看過這部電影，但價格沒談攏。單干之后，他找到黃建新，最后用120萬元買下這部投資400萬元的電影，把公司賬上的30萬元啟動資金全部當了定金。

就這樣，于冬揣著借來的5萬塊錢，拎著拷貝，坐火車一路南下，一趟出差回來，賣了100多萬元。“我還沒到站呢，幾十萬元已經進賬了。”最后，《說出你的秘密》在全國一共賣了1000多萬元票房，于冬也賺到了50萬元，算是人生的第一桶金。

與此同時，中國電影體制的改革也在持續(xù)進行，且方向明確，就是向市場化轉型。2001年，廣電總局相繼出臺了五個重要文件，內容簡單概括，就是允許拍電影獨立出品;著作權與著作權人從原來必須歸屬電影廠，變成允許民營公司獨立出品;允許民營公司獨立發(fā)行電影，博納就拿到了全國第一張發(fā)行牌照;允許私人建電影院，允許獨立組建私營院線公司。

這一系列改革意義重大，出臺當年就令中國電影年產量從八九十部躍升為兩百部，翻了一番;同時銀幕數(shù)量開始迅猛增長。

內地電影開始騰飛之際，被稱為東方好萊塢的香港電影卻深陷困頓。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，沉重打擊了香港電影，不少香港影片和香港電影人開始尋求進入內地市場。

這也造就了博納的又一次機遇。2001年，由香港著名電影人文雋制片的《我的兄弟姐妹》，讓于冬敲開了香港電影的大門。“當時我在北影的放映間里看完樣片后就掉眼淚了，它非常能感動人，有催淚彈的作用，我想試試發(fā)行。”文雋也很大膽地把電影給了他。

于冬為這部電影想了很多營銷策略，甚至在不同省份，影片打出的宣傳語也不同。“那一年廣西發(fā)洪水，我們在那邊的宣傳語就叫‘我們擋住了洪水，但擋不住淚水。’”最終，200萬元成本的《我的兄弟姐妹》成為當年的全年票房亞軍，收入2000多萬元，讓投資人凈賺700多萬元。于冬一下子在香港電影圈出了名：“好多人都在打聽我，誰叫于冬，誰叫博納。”

從2001年開始，大量香港電影通過博納進入內地市場。在此過程中，于冬也開創(chuàng)出一些新的宣發(fā)方式，比如保底發(fā)行。2002年，于冬搶得香港與內地合拍大片《天脈傳奇》的發(fā)行權。為了獲得對方信任，于冬采取保底分賬的模式，付給對方400萬元保底費，加上300萬元左右的宣傳和洗印拷貝費用。這意味著，《天脈傳奇》票房必須突破2000萬元，于冬才能夠保本。而在宣傳這部影片的過程中，他還破天荒地在國內報紙上為電影投放廣告。

再比如創(chuàng)立零點場概念。于冬說，博納剛做電影發(fā)行的時候，沒有互聯(lián)網，沒有自媒體，只有影片本身有影響力，才能贏得傳統(tǒng)媒體的關注。“所以我們最重要的就是營造這種營銷氛圍，創(chuàng)造一些話題，比如零點行動，其實就是過去的午夜場，但如果把它變成在全國影院同時進行的統(tǒng)一行動，那這個電影也就有了最初的聲勢。”

拓展 蹚出主旋律電影新路子

中國電影的產業(yè)化改革相對滯后，但發(fā)展速度令世界矚目，從當初年票房不到10億元，持續(xù)躍升到去年的559億元。而在中國電影深化改革的這些年，博納也從一家小發(fā)行公司，成長為包括影視制作、影視發(fā)行、影院投資等多個業(yè)務板塊的國內影業(yè)公司巨頭。于冬笑言，這些年間，自己擔任出品人的影片超過270部，算是民營企業(yè)第一名。尤其是這幾年博納投資拍攝的一系列新主旋律電影大獲成功，樹立了一面新的行業(yè)旗幟。

拍攝主旋律電影，一直是于冬兒時的夢想。2009年，博納投資拍攝了以民國為背景的動作片《十月圍城》，這是博納涉足主旋律范疇的一次嘗試。在于冬看來，《十月圍城》類型上雖然是一部動作片，但已經套入保護偉人的主題。“放到印度可以保護甘地，放到美國可以保護林肯，放到清末民初可以保護孫中山，這個主題為電影賦予了舍生取義的靈魂和舍小家保大家的基調。它不再是一個純粹的打斗片，最后觀眾會被片中小人物的犧牲感動。”

在這樣一個拍片思路的引領下，于冬之后請來徐克拍出了3D版《智取威虎山》。該片無論口碑還是票房，都比《十月圍城》更加成功，用于冬的話說，“過去的主旋律電影跟今天年輕人似乎中間隔了一道墻，我們試著用《智取威虎山》把這道墻拆除了。”

不過，博納這些年的發(fā)展也并非只有風光。于冬回憶，2014年到2015年，在互聯(lián)網產業(yè)模式的推動下，誕生了一大批IP電影，也使2015年的全國票房從前一年不到300億元猛增至440億元。“那段時間博納比較沉寂，其實我們發(fā)行也不錯，但很多互聯(lián)網公司自稱已經進入3.0時代，而博納還是1.0。”然而，大IP加流量明星的模式在2016年迅速退燒。博納卻在當年國慶檔拿出打磨已久的《湄公河行動》，取得該檔期最佳口碑及12億元票房。

沿著與該片導演林超賢共同探索出來的道路，博納又在今年春節(jié)檔拿出精心打磨的《紅海行動》。因為后期制作遲遲沒有做完，《紅海行動》此前錯過了不少好檔期，最終推遲到2018年春節(jié)檔上映，但當初很多人認為這是一次“自殺式襲擊”。然而，憑借過硬的品質，《紅海行動》上演了一場讓所有人目瞪口呆的“逆襲”，生生在首日排片、票房都不看好的情況下，最后榮登今年春節(jié)檔票房冠軍，并成為內地影史票房亞軍?！都t海行動》的巨大成功，給博納的主旋律片單增添了最亮眼的一筆。今年，根據川航英雄機長事跡改編的影片《中國機長》也已立項，博納將進一步拓寬主旋律電影的版圖。

回看改革開放四十年，于冬感慨，這一代人的創(chuàng)業(yè)非常值得書寫，尤其是沖破體制的一代民營企業(yè)家，但中國電影還缺少這樣的故事和形象，目前只有《中國合伙人》講述新東方的俞敏洪。“其實很多人的創(chuàng)業(yè)故事都很感人，都是很好的題材，應該用電影敘事進行表達。”